今天統測第2天，預計會有4名考生使用防疫試場。

第一，雖然不能斷言日本的家長只關心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對其他孩子的教育毫不在意，但可以說他們對後者已經越來越漠不關心了。第四，生活拮据的家長很可能整天忙於工作，根本無暇顧及孩子的教育，而且也沒有經濟能力把孩子送進補習班，所以孩子的學習能力無法提高。

如果獎學金制度完備，就沒有太大問題，但日本並非如此，可以解釋為，高昂的學費已經導致教育機會平等受到衝擊。50年前，國立和公立大學的學費非常低廉，僅為每年1萬2000日圓，25年前漲到了20萬日圓左右，如今更是高達53萬日圓，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非常昂貴。簡單說，此圖反映了過去14年間受訪家長針對「你對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接受更好教育這種傾向有何看法？」這一問題的回答情況。實際上，歐美各國都不存在補習班，我們可以解釋為「日本的補習班是彌補學校教育不足之處的機構」。比如，能夠接受多高程度的教育，在企業的錄用和晉升過程中是否會遭遇歧視——以這些機會為關注點去思考「格差」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角度。

建構不依靠補習班也能獲得學習能力的公共教育體系 實際上，催生「教育格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日本，或者說東亞地區特有的補習班。以前大家都覺得，只要接受高層次的教育，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就大，相應的收入也高，所以至少應該保證所有人受教育的機會本研究訪談的一位女亞斯真臻提到，幼時的她從百科全書學習到西餐禮儀，卻在某次家庭聚餐中發現全家人都不遵守書上的規定，生氣地糾正所有人，使得原本溫馨的家庭聚會在真臻的堅持與哭鬧下變成一場「悲劇」。

謹守著尊重萬物平等的觀念，卻被認為誤讀文意、反應激烈而不懂反躬自省。會有一種這個世界應該要怎麼樣、要怎麼樣，可是它就不是這樣，就會覺得很討厭，怎麼大家都不守規矩、大家都不好好做事情。——萬萬（23歲，男亞斯） 近二十年來，隨著台北市長柯文哲數度以「亞斯伯格症」自我標舉所引發的媒體效應，這個名詞逐漸進入大眾的眼簾，其意義也從早期被視為因社會互動能力缺陷與固著行為，從而需要醫療診斷與介入的「疾病」，轉成為更正向的率性、直白、不諳人情世故等「特質」。像是鼓勵學生上課踴躍發言的規則，實際上還是期待孩童有輪流與禮讓的觀念，而不是一個人特別突出。

以社會互動能力缺陷與固著行為為特徵的亞斯小孩，就可能過度執著於表面規則，因此表現突兀，而成為了不合眾的「破壞王」。因此，當人過度害羞乃至於極端抗拒社會互動，甚至到足不出戶的程度，就可能被視為一種疾病。

文：游詠馨（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曾凡慈（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我會覺得就是，一個好好的個人，感覺都是跟這個世界起衝突，都不照著你的步來。這樣的表述，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升學主義的文化裡重學業輕社交的傾向。保持一定彈性以讓社會互動得以順利進行，遠比恪守明文規矩來得重要許多。由於受訪者本身不一定具有正式診斷，甚至對「亞斯伯格」是否為一精神疾病的看法也不一致，因此以下一律以「亞斯」稱之，且文中所使用的均為化名。

受到Lane的研究啟發，本文希望從當代台灣社會亞斯伯格概念（無論是作為正式診斷或人們用來自我認識）的盛行，探究我們對「正常人」的標準，如何從過去注重生理、心理等身體發展，拓展到對情緒反應、社會行為和人際互動等各種「社交」能力的重視上。事實上，正常與異常總是一體兩面地出現，異常或障礙的界定與排除，往往建立在以常模或理想為前提要件。另一位受訪者育資，則是為了累積點數以換取獎品，因此在上課不斷舉手發問與回答問題。這篇文章改寫自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常與異之間的游移人生：亞斯論述、認同與社交常規》第三章，主要材料來自對30位經醫療確診或自我宣稱為亞斯成年人的深度訪談。

在研究過程中，經常聽到受訪者以「可能我成績好，（社交不好）也不會怎麼樣」來解釋何以幼時自身不合眾的行為不會被視為異常。藉由分析這些受訪者回溯他們成長過程中如何感受到自己格格不入，本文試圖揭示出台灣社會中的社交正常與異常，如何隨著當事者的年齡、性別與社會位置差異而被不同地區辨，以及這些多半是非正式、未言明的社交常規，如何形塑亞斯的生命經驗。

甚至有精神科醫師陳豐偉為文指出「亞斯人」是一種新的人群分類，並大膽推估在台灣「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從上述的例子中可見，合眾作為一種社交常規是隱性運作的，當亞斯執守於表面規則（包括要寫「讀後心得」），就可能在團體中表現怪異與突兀，戳破社會期待卻甚少言明的人際和諧。

小石對於文章的批評當然沒有錯，只是不符合作業的期待，再加上用字遣詞較為激烈，就顯得挑戰權威而破壞合眾規範。由此可知，一味地遵守規矩並不符合社交常規的主旨，而是掌握情境的脈絡意義（溫馨的家庭聚餐）、有彈性調整的能力（視對象與場合而不執著於西餐禮儀），才能適應並融入團體，符合「合眾」的規範。一般學生即便不認同文章的內容，還是會意識到老師可能喜歡什麼樣的答案，而學會在寫作上掩飾自己的想法，或者用較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批評或意見，以讓老師接受。甚至當確診之後，旁人也常以「亞斯沒關係，你可以當柯文哲」來予以「鼓勵」從上述的例子中可見，合眾作為一種社交常規是隱性運作的，當亞斯執守於表面規則（包括要寫「讀後心得」），就可能在團體中表現怪異與突兀，戳破社會期待卻甚少言明的人際和諧。事後才發現，同學們都已意識到發言機會其實是要盡可能地公平分配，而自己堅持要搶答的行為，就顯得很突兀並且破壞公平性。

受到Lane的研究啟發，本文希望從當代台灣社會亞斯伯格概念（無論是作為正式診斷或人們用來自我認識）的盛行，探究我們對「正常人」的標準，如何從過去注重生理、心理等身體發展，拓展到對情緒反應、社會行為和人際互動等各種「社交」能力的重視上。在研究過程中，經常聽到受訪者以「可能我成績好，（社交不好）也不會怎麼樣」來解釋何以幼時自身不合眾的行為不會被視為異常。

藉由分析這些受訪者回溯他們成長過程中如何感受到自己格格不入，本文試圖揭示出台灣社會中的社交正常與異常，如何隨著當事者的年齡、性別與社會位置差異而被不同地區辨，以及這些多半是非正式、未言明的社交常規，如何形塑亞斯的生命經驗。另一位受訪者育資，則是為了累積點數以換取獎品，因此在上課不斷舉手發問與回答問題。

由於受訪者本身不一定具有正式診斷，甚至對「亞斯伯格」是否為一精神疾病的看法也不一致，因此以下一律以「亞斯」稱之，且文中所使用的均為化名。這樣的表述，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升學主義的文化裡重學業輕社交的傾向。

甚至有精神科醫師陳豐偉為文指出「亞斯人」是一種新的人群分類，並大膽推估在台灣「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由此可知，一味地遵守規矩並不符合社交常規的主旨，而是掌握情境的脈絡意義（溫馨的家庭聚餐）、有彈性調整的能力（視對象與場合而不執著於西餐禮儀），才能適應並融入團體，符合「合眾」的規範。過去曾有醫療史研究者Christopher Lane以美國社交恐懼症為例，勾勒出社會對於正常人有喜好社交 (sociable)、不過度迴避人群，以及積極進取、有意願表現自我之預設。這篇文章改寫自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常與異之間的游移人生：亞斯論述、認同與社交常規》第三章，主要材料來自對30位經醫療確診或自我宣稱為亞斯成年人的深度訪談。

會有一種這個世界應該要怎麼樣、要怎麼樣，可是它就不是這樣，就會覺得很討厭，怎麼大家都不守規矩、大家都不好好做事情。以社會互動能力缺陷與固著行為為特徵的亞斯小孩，就可能過度執著於表面規則，因此表現突兀，而成為了不合眾的「破壞王」。

但對於小石來說，他並沒有特別意識到需要隱瞞，而是有話直說。本研究訪談的一位女亞斯真臻提到，幼時的她從百科全書學習到西餐禮儀，卻在某次家庭聚餐中發現全家人都不遵守書上的規定，生氣地糾正所有人，使得原本溫馨的家庭聚會在真臻的堅持與哭鬧下變成一場「悲劇」。

成年後則被期待能熟稔人情世故的潛規則。文：游詠馨（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曾凡慈（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我會覺得就是，一個好好的個人，感覺都是跟這個世界起衝突，都不照著你的步來。

謹守著尊重萬物平等的觀念，卻被認為誤讀文意、反應激烈而不懂反躬自省。上面兩個例子都顯示了——在社交場合，合眾是重要的規範。一般學生即便不認同文章的內容，還是會意識到老師可能喜歡什麼樣的答案，而學會在寫作上掩飾自己的想法，或者用較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批評或意見，以讓老師接受。像是鼓勵學生上課踴躍發言的規則，實際上還是期待孩童有輪流與禮讓的觀念，而不是一個人特別突出。

童年階段的孩童被期待能服從權威，表現不突兀，適應並融入團體。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或東亞）教育系統當中成績至上的文化，經常掩蓋了亞斯孩童在人際上面的困難。

另外，亞斯還常因為堅守道德規範，而過度直接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也成為挑戰權威而破壞合眾規範。小石對於文章的批評當然沒有錯，只是不符合作業的期待，再加上用字遣詞較為激烈，就顯得挑戰權威而破壞合眾規範。

因此，當人過度害羞乃至於極端抗拒社會互動，甚至到足不出戶的程度，就可能被視為一種疾病。保持一定彈性以讓社會互動得以順利進行，遠比恪守明文規矩來得重要許多。